第809章 彩蛋章 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2 / 2）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亚瑟·黑斯廷斯在伦敦大学里为数不多的朋友。

或者说，至少埃尔德·卡特本人是这样以为的。

和亚瑟·黑斯廷斯不同，埃尔德·卡特出生时便拥有了姓氏丶家徽与悠久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是个过气的爱尔兰议员，母亲出身于诺丁汉的某个破败贵族，家里尚能维持体面，但远不足以跻身上院。他们原本指望埃尔德走皇家海军那条路，或者伺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统。

但就像是许多热血上头的青年人一样，埃尔德偏偏想证明自己可以靠头脑和笔杆子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学院，也没有看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剑桥的圣三一学院一眼。

他选择了伦敦大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归宿。

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此时阅历不深，而且内心中都怀揣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他们很快就变得私交甚笃。

那段日子，亚瑟·黑斯廷斯与埃尔德·卡特一同出现在了伦敦大学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辩论社丶哲学读书会丶政论演讲集会，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时的他们，是被伦敦大学学生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双子星」的存在：一个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贵族后裔，另一个则是始终语言犀利丶热情洋溢的庄园继承人。教授们私下里对他们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社会的苗头」，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

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日后会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文学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

谁能想到，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丶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亚瑟·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

谁又能想到，1848年，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人民宪章》之际，亚瑟·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为他不想重复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间所犯下的错误。

一夜之间，桥梁丶隘口丶政府大楼……每一处战略要冲都可以见到他手下的苏格兰场「打手」。

皇家炮兵部队与近卫骑兵团被秘密调往伦敦外围部署，只不过，考虑到军队的出现可能激化情绪，他们并未直接出动。

但与此同时，白厅西侧那幢看起来毫无威严却掌控着帝国海权命脉的石楼里，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调令已经发出。当天午夜，由蒸汽护卫舰「复仇者号」和蒸汽炮艇「维苏威号」领衔的海峡舰队分遣中队便从朴茨茅斯秘密启程，挂着例行训练的旗号，全速驶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们在1829年毕业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宽容丶更自由的英国社会，也许后来的一切会截然不同。

或许埃尔德·卡特会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样，在圣詹姆士街开一家出版古典文献的小书店，白天用鹅毛笔抄写拜伦和雪莱的诗集，晚上邀上几位文艺青年饮酒作乐丶谈天说地。

或许亚瑟·黑斯廷斯会在市中心某处租下一间低矮却朝南的公寓，成为他心心念念的历史学者，白天为《泰晤士报》和《晨报》写上两篇社论，晚上则埋头于十六丶十七世纪的故纸堆里，偶尔在贫民救济组织里当一回义工，向他们讲述什麽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

可惜，

历史没有或许。

1829年，他们迎来的不是盛世的英伦，而是一次毫无预兆的经济危机。银行接连倒闭，追讨债务的通缉令充斥着报纸版面，运河与矿业股票暴跌，失业率飙升，纺织工人走上街头，印刷工人发动罢工，农村地区则因为农业减产爆发饥馑。

伦敦大学的新晋毕业生们，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岗位，而是纷纷削减开支，寄居亲友，靠着旧衣裳和傍晚市场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一度被教授们称为拥有「布卢姆斯伯里最锋利的舌头」的年轻人，却发现他递交的海量求职信，从未收到过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时看起来唾手可得的机会，其实只是橱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产的门槛从来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姓氏丶靠教会背景丶靠父亲的名字。

亚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埃尔德则爆发了。

他烧掉了那本用心校订的拉丁语版《理想国》，甩掉了花呢西装，听天由命的去了海军部报到。

然而，不论他们怎麽想，命运从不会为了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让路。

伦敦还未从上一轮经济低潮中复苏，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股市暴雷和债券违约中元气大伤，而底层民众的愤怒也正在酝酿。政府在忧虑治安状况持续恶化之际，成立了一个名为「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的新机构，史称「苏格兰场」。

正是在这一年，亚瑟·黑斯廷斯走进了苏格兰场，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丶样式新颖的深蓝色制服，从伦敦大学的学业金奖变成了街头巡警。

他从最底层做起，在夜色中沿着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逻，追赶扒手，敲打醉汉，阻止愤怒的失业工人朝教堂投掷石块。他曾试图按照课堂上学到的法律丶哲学和所谓的历史惯性解决问题，然而他却发现这个城市更讲究拳头丶口袋和门路。

「伦敦的街道教会了我一件事。人们所说的『正义』，是个极其昂贵的词汇。它需要维持秩序的预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条文，需要市民们对公共场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们至少能吃饱三顿饭。杰里米·边沁先生的功利主义哲学让我终身受用，我毕生都在致力于使得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多数的幸福。但是，由谁来决定什麽是幸福？又该由谁来定义最大多数？这个问题，我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