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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百姓的官员,他不会只坐在官署中每日批文混日子了事,而是喜欢亲自去看看当地百姓到底缺些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是急需改变的。

到了杭州没多久,苏轼又历任密州、徐州等地,屡次为这些地区解决水患问题,因此苏轼每到一处,都很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若苏轼能一直安安静静在地方任职,到点就换地,虽不能高升,却也不至于一直被贬。

可大文豪苏轼不是旁人,学不来明哲保身之法。他的眼中揉不进一颗沙子,在明知晓新法的弊端,以及对百姓危害的情况下,不可能因外放就避而不谈。

苏轼时不时举着他的小毛笔,在给皇上上呈的公文中,细数新法哪哪不好,哪哪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改革派都快要被烦死了,导致他们看见苏轼的奏折,手上就会起鸡皮疙瘩,非得好好研读一番才能上呈。

就在苏轼任职湖州时,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给宋神宗,虽名为感谢皇上,可通篇都在诉说对变法的不赞同。

苏轼认为变法就是在给百姓增加负担,应予以废除,对变法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

若王安石还在,苏轼的这封公文顶多被压下不发,王安石也顶多再选个偏远的地方给苏轼提溜过去做官。

可王安石变法到底是遭到了多方阻挠,地方官员们回禀变法的弊端,却闭口不谈自己当官当得怎样。就连王安石本人都在此期间被废立,很快就彻底被废出朝堂。

细数历朝历代的革新运动,若没有帝王强有力的支持,是很难执行下去的。

秦国的商鞅能彻底的实施变法,就是因为有国君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心态不动摇;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实施不下去,也是因为赵祯扛不住压力,先向保守派投降了,导致最后想起此事便郁结于心。

宋神宗却在不得不废除了王安石丞相之位后,还坚定的实施了变法。到了这时,变法的主持者便是宋神宗本人,一切反对变法之人,就等于在反对皇帝。

反对变法尚且有个说头,反对皇帝还得了!不论是反对还是污蔑,皆是欺君的大罪,轻则受到惩罚重则丢失性命。

苏轼就在此时举着小毛笔撞到了枪口上,他的这篇感谢皇帝的上表,被改革派御史中的有心之人抓住不放,从中挑刺,还结合了苏轼以往所作诗篇,直指他藐视皇帝,讥讽变法。

这下苏轼可真是有口难辨了,文字这种东西,别人想怎么理解,任凭你说破嘴皮都扭转不来看法。更何况苏轼过往的诗集中,确有许多评议朝政之言,如今却都成了改革派口中讥讽变法强有力的证据。

改革派从犄角旮旯处寻出苏轼的诗篇,御史台之人从中逐字逐句的详细曲解。直指苏轼分别从水利修建、官吏制度、盐铁政策等方面,作诗讥讽改革。

甚至还从“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这句诗中,解读出了苏轼竟然胆敢把象征皇上的真龙放在九泉描写,简直是对皇上的大不敬,有亵渎皇上之意,需将苏轼捉起来严查。

一场由苏轼上表引起的乌台诗案,由此拉开序幕。在这场案子中,许多人受牵连被下狱,在新旧两派的拉扯中,苏轼陷入泥潭。

宋神宗看到这些诗词,外加御史台之人添油加醋的解说,也觉得有必要将苏轼带来京城问一问。

别看苏轼喜欢拿着一支小毛笔到处得罪人,可他毕竟文采斐然,还是有些至交好友拜倒在他的绿衫大棉裤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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