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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百姓的官员，他不会只坐在官署中每日批文混日子了事，而是喜欢亲自去看看当地百姓到底缺些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是急需改变的。

到了杭州没多久，苏轼又历任密州、徐州等地，屡次为这些地区解决水患问题，因此苏轼每到一处，都很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若苏轼能一直安安静静在地方任职，到点就换地，虽不能高升，却也不至于一直被贬。

可大文豪苏轼不是旁人，学不来明哲保身之法。他的眼中揉不进一颗沙子，在明知晓新法的弊端，以及对百姓危害的情况下，不可能因外放就避而不谈。

苏轼时不时举着他的小毛笔，在给皇上上呈的公文中，细数新法哪哪不好，哪哪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改革派都快要被烦死了，导致他们看见苏轼的奏折，手上就会起鸡皮疙瘩，非得好好研读一番才能上呈。

就在苏轼任职湖州时，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给宋神宗，虽名为感谢皇上，可通篇都在诉说对变法的不赞同。

苏轼认为变法就是在给百姓增加负担，应予以废除，对变法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

若王安石还在，苏轼的这封公文顶多被压下不发，王安石也顶多再选个偏远的地方给苏轼提溜过去做官。

可王安石变法到底是遭到了多方阻挠，地方官员们回禀变法的弊端，却闭口不谈自己当官当得怎样。就连王安石本人都在此期间被废立，很快就彻底被废出朝堂。

细数历朝历代的革新运动，若没有帝王强有力的支持，是很难执行下去的。

秦国的商鞅能彻底的实施变法，就是因为有国君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心态不动摇；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实施不下去，也是因为赵祯扛不住压力，先向保守派投降了，导致最后想起此事便郁结于心。

宋神宗却在不得不废除了王安石丞相之位后，还坚定的实施了变法。到了这时，变法的主持者便是宋神宗本人，一切反对变法之人，就等于在反对皇帝。

反对变法尚且有个说头，反对皇帝还得了！不论是反对还是污蔑，皆是欺君的大罪，轻则受到惩罚重则丢失性命。

苏轼就在此时举着小毛笔撞到了枪口上，他的这篇感谢皇帝的上表，被改革派御史中的有心之人抓住不放，从中挑刺，还结合了苏轼以往所作诗篇，直指他藐视皇帝，讥讽变法。

这下苏轼可真是有口难辨了，文字这种东西，别人想怎么理解，任凭你说破嘴皮都扭转不来看法。更何况苏轼过往的诗集中，确有许多评议朝政之言，如今却都成了改革派口中讥讽变法强有力的证据。

改革派从犄角旮旯处寻出苏轼的诗篇，御史台之人从中逐字逐句的详细曲解。直指苏轼分别从水利修建、官吏制度、盐铁政策等方面，作诗讥讽改革。

甚至还从“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这句诗中，解读出了苏轼竟然胆敢把象征皇上的真龙放在九泉描写，简直是对皇上的大不敬，有亵渎皇上之意，需将苏轼捉起来严查。

一场由苏轼上表引起的乌台诗案，由此拉开序幕。在这场案子中，许多人受牵连被下狱，在新旧两派的拉扯中，苏轼陷入泥潭。

宋神宗看到这些诗词，外加御史台之人添油加醋的解说，也觉得有必要将苏轼带来京城问一问。

别看苏轼喜欢拿着一支小毛笔到处得罪人，可他毕竟文采斐然，还是有些至交好友拜倒在他的绿衫大棉裤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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